俄罗斯人大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或者说东正教文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仅限于此，不把这种说法深入并具体化，就不能精确地、全面地、真实地表达俄罗斯文化的真正特质。基督教文化或曰东正教文化，是俄罗斯自10世纪末接受基督教以后形成的一种文化。而俄罗斯民族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就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民族发展之路；而政治上层在领导民众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后，社会中下层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东正教，同时，俄罗斯民族在同周围众多非斯拉夫民族成千上百年的接触交往中，又受到了何种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一切，都是需要探讨、需要追问的。而从旧俄时代到苏联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受到官方限制的。
事实上，俄罗斯除了存在官方和教会认可的显学文化、官方文化或上层文化以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文化、民间文化或中下层文化。这类潜流文化和民间中下层文化，作为俄罗斯整体文化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流，是千百年来一直源远流长，奔泻不息，有目共睹的。
由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出自美国莱斯大学埃马·汤普逊教授手笔的专著《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对我们了解俄罗斯的这种潜流文化、民间中下层文化，从而了解俄罗斯的整个社会和整个国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视角。它也披露了一些深层的难得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通常不易看到的俄罗斯的另一面。
这部著作集中探讨了俄国社会存在了上千年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圣愚崇拜”，分析了它的历史和宗教文化渊源，提出了同先前学界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俄国的“圣愚现象”虽与拜占廷的“愚人”传统有某些联系，但主要来自亚洲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传统。作者认为，“圣愚现象”源于萨满教的独特性，而由于基督教的介入，又加强了这种民间宗教现象的影响；只有正视这种俄国宗教文化现象，才能真正了解俄国文化和俄国国情。
作者的这一研究独辟蹊径，从“圣愚”这个俄罗斯学中不易为人们觉察的视点切入，深入开掘，扩而大之，提出了一些重要而广泛的问题，从而为我们认识俄国文化、理解俄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
“圣愚”是俄国社会上一种特有类型的人。简单的说，就是愚痴、癫狂而显露所谓“圣光”，因而被人们崇拜为“圣”，故曰愚圣，译为“圣愚”也是恰当的。但这不是简单的“愚”或“狂”，在俄国传统中又有种固定的说法，叫“为了基督的愚痴”，或简称为“狂信苦行的圣者”，这就叫“圣愚”。这种人在俄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社会大众广为崇拜，他们的行为虽颇有些疯癫，但却因其特立独行而被视为“圣”：或能预言，或能治病，或其行为中据说能创“奇迹”，比如能火中走、水上行，还能穿墙入室，等等。在俄国，自11世纪至20世纪初近千年的历史上，曾在各种史书纪年和《圣徒传》中留有圣愚姓氏或事迹的达数十人之多。有些在重要的宗教会议上被封为“全国的圣愚”，更多的，是各地方自发崇拜，由乡俗民风形成的地区性“圣愚”。“圣愚”大多赤身露体，或穿引人注目的破衣烂衫，身戴铁链和金属环，手持棍棒或铁通条，头上还戴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其家在何处，祖在哪方，无人知晓。他们四海为家，到处游荡。据说，他们能进入“超感觉状态”，与“神”相通，显现魔力，创造奇迹。因此，为社会大众所崇拜，形成一种特有的“圣愚崇拜”。有的圣愚还进入宫廷，同贵戚大臣广为交往，成为帝后皇上的座上宾，发挥重大决策作用。十月革命前，尼古拉二世宫廷里的拉普斯津就是这样的人。
“圣愚现象”和“圣愚崇拜”产生于公元11世纪，盛行于16－17世纪，在旧俄时代一直长存不衰。甚至在苏联时代也没有绝迹过。据有关学者透露，50年代和70年代，在基辅和列宁格勒大街上还见到有圣愚游荡。
“圣愚现象”和“圣愚崇拜”，在俄国文学中也曾广为反映。从古代的“圣徒传”，到近现代的各种文艺作品，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他们的形象都有描写。
“圣愚现象”和“圣愚崇拜”既根植于俄国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深处，属于俄国古老的社会宗教文化现象，那么，其历史和宗教文化渊源何在呢？以往，无论在俄国、苏联，还是在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都认为，俄国的圣愚现象来源于拜占廷的“愚人”传统，它是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但汤普逊教授经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拜占廷的“愚人”传统不能被看作是俄国圣愚现象的唯一来源。它虽然“确实对圣愚现象发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绝对不是决定性的”。
作者通过圣愚现象与萨满教习俗的比较，认为，在整个俄国历史过程中，都存在着萨满习俗渗入俄国宗教崇拜的广阔机会；俄国人正是利用这些机会吸收萨满教的一些传统风习，又有东正教的介入，最后形成这种独特的圣愚崇拜。“圣愚看来一直是萨满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连接环节”，圣愚行为是俄国民间甚至俄国社会的“精神追求方式”。对圣愚的敬重和崇拜，在城市和乡村普遍存在，但在俄国农民中尤其强烈，圣愚常常成为旧俄农村的最高精神权威，村民对圣愚的器重甚至胜过对地方神父的尊重。圣愚现象被罩着一层正教的虚幻外衣，实际上却打有浓厚的萨满教习俗的烙印，但它在俄国社会舞台上的长存，却被看作是民众特殊的基督教虔诚的表现形式。
“圣愚现象”和“圣愚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宗教文化汇流现象。它一方面在俄国社会上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官方（苏维埃时期除外）和正教所承认，甚至取得名正言顺的封号，但另一方面，有时又为东正教所拒斥，甚至受到官方行政机构的限制；而几乎在俄国各个历史时代，又都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封锁，不愿为学者所研究，也不愿向外界世界亮出其真相。官方和教会的承认和谧封，往往是社会公众强大压力的结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和宗教行为。
“圣愚崇拜”对俄国社会影响很深，这主要是在社会人心和精神性格上。圣愚在其行为中贯穿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法则：这类人既智慧又愚蠢，他们的行为既纯洁又污秽，在思想上既传统又无根，性情既温顺又强横；他们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崇敬，同时又遭到人们的嘲讽。汤普逊教授从这种圣愚行为模式中抽象出了俄国一般的行为模式，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一种“圣愚辩证法”或悖论价值体系：俄罗斯既有深厚的传统和凝聚力，又缺乏这种传统和凝聚力；既讲传统，又倾向无政府主义；行为目的既有纯洁性，同时伴随着这一目的而采取行动又具有非纯洁性；既对权威讲究尊崇，又可很快转为对权威的嘲讽；可以立即树立起权威，又可相对容易地废黜权威。
作者对圣愚行为及其价值体系的这种抽象化，一方面道出了某些发人深思的道理，让人能悟到一些俄国行为的模式特征，但另一方面，将这种行为模式向具体事物广泛引伸时，又失之过分泛化，使人感到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某些成见颇深。但无论如何，作者对“圣愚现象”及其崇拜的研究，给我们开启了一面观察俄罗斯社会和宗教文化的透镜，它使我们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即民间宗教风习和深层文化的角度，了解俄罗斯文明的渊源和归属。它以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文明不仅仅是一种揉合着拜占廷东方文化特点的简单的基督教文明，它甚至也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平分秋色的混和文明；它实质上是以东方文明占较大比重的一种欧亚混血文明。这一结论，大体接近欧亚主义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透析“圣愚现象”和“圣愚崇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把破解俄罗斯之谜，解析俄罗斯难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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